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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我党隐蔽战线的统战功臣新闻资讯

来源:天之家 发表于:2020-11-19 09:29 阅读:

刘鼎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上海特科工作。后奉命到西安直接负责东北军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工作。西安事变后成为中共代表团的“大管家”,是在隐蔽战线立下了功勋的统战功臣。

在上海中央特科

刘鼎,本名阚尊民,1902年1月出生在四川南溪县一个开明士绅的家庭,6岁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设在江安县的省立第三中学。1920年,进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23年8月,经好友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他前往德国开始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在柏林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8月,到苏联继续深造。

1929年冬,刘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离开莫斯科回国。1930年初,刘鼎扮作钟表修理工回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到。此时他的名字为阚尊民,被分配到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任副科长,开始了隐蔽战线的战斗生涯。

刘鼎到中央特科第二科工作后,和科长陈赓(此时化名王庸)商量,在霞飞路和嵩山路口租下一幢二层小楼开了一家名为松柏斋的古玩店,作为秘密情报站,“红色牧师”董健吾对外任经理,实际上由刘鼎负责。此间,刘鼎接到任务,撰写一份西方列强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综合报告,为即将发动的武装暴动作准备。刘鼎带领几个同志化装成小摊贩,在西方列强驻上海的营房门口附近查看入库粮食情况,以判断军营的人数,还爬上营房楼顶绘制地图。他们跑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搜集各种资料,获得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驻军、军事要塞、交通地形、重要建筑以及市政设施、监狱、码头、银行、粮库等方面的情况。他们还为获取国民党当局严格控制的非卖品——上海军用地图,跑了许多书店,终于在一家外国书店里发现了详细的英文版上海地图,当即买回来。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刘鼎把搜集到的资料汇编成《上海情况资料》,报送中央军委,军委参谋长刘伯承非常满意。后来上海暴动虽没有发动,但这套资料成为中央军委掌握上海情况的宝贵资料。

营救长江局书记关向应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引发一连串危机,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中央机关和中央特科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顾顺章被捕后,被押至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侦缉处,急于邀功的侦缉处头子蔡孟坚向南京主管国民党情报的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连发六封加急电报。幸运的是,这些加急电报全部被潜伏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接收到,他立即用早已掌握的密码译出电文。钱壮飞立即将特急情报通过李克农、陈赓报告中央。周恩来紧急召集会议商定应对措施,抢在陈立夫、徐恩曾动手前转移了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切断了一切顾顺章掌握的工作关系与线索,并改变了秘密工作方法、销毁机密文件等。刘鼎冒着生命危险东奔西走,及时通知、安排有关机关与干部迅速转移、调离或隐蔽,使国民党的突袭处处扑空,一无所获。

不幸的是,刚到上海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被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逮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尽快营救关向应就成为中央特科的一项紧迫任务。关向应被捕时一同抄走的机密文件若被识别,便会直接暴露其真实身份,对营救工作十分不利。周恩来与陈赓研究后认为,必须抢在巡捕房弄清情况前把被抄去的机密文件尽快搞出来,避免出现重大失密。这是营救行动的重要一步。

中央特科当即决定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去英租界巡捕房打探情况。杨登瀛是陈赓掌握的一个重要情报关系,此时已由刘鼎接手。杨登瀛见到了探长兰普逊,他正为这箱文件发愁,留下看不懂,交出去又舍不得,便请杨登瀛帮助鉴别文件的内容和性质。杨登瀛报告陈赓后,陈赓让他立即告诉兰普逊,说这批文件很重要,先不要交给国民党警方,由他找专家帮助鉴别文件。随后,刘鼎装扮成学者模样,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提公文包,以“专家”身份去巡捕房“鉴别文件”。周恩来特地交代刘鼎要把所有复写的文件拿回来,特别强调不要将关向应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以免其胆怯而影响营救。

在杨登瀛与英国探长简短交谈时,刘鼎进入存放文件箱的房间,迅速检查了全部文件,将其中最机密的文件藏在身上。他出来时,故意拿了几分油印文件,对英国探长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探长只检查了这几份文件,根本没注意刘鼎身上的文件。刘鼎回来后立即将绝密文件交给中央,又托杨登瀛将那几份油印文件退回去。经过这一系列“倒腾”,英国探长以为关向应不是什么“要犯”,将其释放了事。随后,关向应被派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营救关向应出狱,可以说刘鼎立了一大功。

掩护钱壮飞、李克农